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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暗区与环境治理中的科学行动
2019年10月25日 11:26 来源:《科学与社会》 作者:朱婷钰/赵万里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The Construction of Ignorance:How Scientists Take Actions in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作者简介:朱婷钰,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赵万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学。

  原发信息:《科学与社会》(京)2019年第20191期 第72-87页

  内容提要:知识暗区近年来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围绕知识暗区与知识的关系,以及知识暗区的成因展开争论。本文以科学参与环境治理实践为例,探讨科学行动如何建构出知识暗区。研究发现,一方面,受现实条件制约,科学共同体内部规范化的认识方式和评价体制会系统性地产生知识暗区;另一方面,当科学与环境治理网络中的其他行动者发生互动时,很容易受到政治力量的影响,将主动建构知识暗区作为行动的策略。简言之,正是科学在共同体内外所秉持的社会优先顺序,导致了知识暗区或被动、或主动的生成。

  A number of scholars have recently paid attention to the ignorance。They are focusing on the causes of ignorance and argu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gnorance and knowledge。The main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uncover how scientists construct the ignorance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We find that cognitive methods and incentive systems have obstructed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with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In addition,political value orientations can easily influence the exposition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when scientists interact with other actors in the environmental network。Both of the two forms show that it is the social priority working in science which supports certain types of knowledge while suppressing others。

 b:科学行动/知识暗区/环境治理/science in action/ignorance/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一、引言

  知识暗区(Ignorance)①近年来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围绕知识暗区与知识的关系,以及知识暗区的成因展开争论。科学史学家普罗克特(Robert N.Proctor)和席宾格(Londa Schiebinger)合著的《知识遮蔽:知识暗区的形成和消除》一书,成为最显著的争论理论来源。从广义的角度来说,知识遮蔽(Agnotology)②是研究知识暗区的学问。它的创新性贡献在于将知识暗区视为社会建构的产物,而不是一种单纯的、自然的真空状态。沿着普罗克特的框架,目前学界有关知识暗区的社会建构研究大致可分成两种类型,一类主张知识暗区是系统在被动的、有选择性的情况下,建构出的结果。另一类聚焦于行动者经过深思熟虑所制造出的知识暗区,认为知识暗区是主动的、策略性的活动。[1]

  科学知识社会学视科学为一种知识形态,并将知识的社会建构过程当作研究的核心。虽然已经有学者提出分析科学的知识暗区(Scientific Ignorance)现象,有助于学习到更多的科学知识,[2]但这尚未引起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充分重视。本文把对事物的完整认识比喻成球面,从某一角度射来的科学之光,只能照亮一个焦点,焦点外围的光线逐渐变暗,在球体的反面,甚至是漆黑的。社会因素涉及到光束如何形成,又照向哪里的问题,进而影响知识亮区与知识暗区的形成。当下研究者仍习惯于运用社会因素解释知识亮区,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称地通过社会因素说明知识暗区。具体来说,关于科学知识暗区的社会建构,有很多问题值得讨论。

  本文将从微观视角出发,以科学参与环境治理行动为例,尝试回答两种成因的知识暗区如何共同存在于科学行动中,以及科学知识暗区如何体现出社会优先顺序。之所以选择探讨科学的环境治理行动,是因为中国正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而在认识到环境问题的存在后,环境治理却迟迟未能取得公众满意的效果。我们在反思环境治理成效时,有必要分析作为重要参与者和知识提供者的科学的行动逻辑。考察科学知识暗区的形成机制,揭示出知识亮区和知识暗区是同一行动的双重结果,能够提醒我们科学并不是万能的,及时调整对科学知识的期待。同时,它也是一种完善相对主义认识论的努力,补充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进路。只有更深入地了解知识暗区的存在,尊重知识暗区,才是知的起点,正所谓“知不知,尚矣”。

  二、知识暗区的社会建构和类型

  1.对“强纲领”的补充:知识暗区的社会建构

  自爱丁堡学派开始,科学知识社会学突破传统默顿学派考察科学的社会建制的研究范式,转而从建构主义出发,将科学知识本身视为社会建构的产物。爱丁堡学派的代表人物布鲁尔(David Bloor)申明知识社会学中的“强纲领”,强调知识具有相对性,我们应该对真理与谬误,成功与失败这些二分状态的每一个方面均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科学不是自主的王国,科学知识同样包含着社会维度。他反对仅仅援引社会学方面的理由,说明错误、局限性以及偏差,把社会因素等同于一种不合理因素。布鲁尔认为同一原因类型能够对称性地解释行为和信念的积极与消极方面,社会因素既可以说明真实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信念。[3]强纲领的意义就在于突破以往绝对的认识论关于谬误的偏见,明确指出不管是“真”知识,还是“假”知识,都会经过社会的建构和协商。

  在此基础之上,1985年,史密森(Michael Smithson)在发现知识暗区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常被人们忽视后,进一步发展了布鲁尔的主张,向我们描述了一种知识暗区的社会理论前景。史密森提出知识暗区同样由社会建构形成,彻底的强纲领应该包括用社会因素对称地解释知识暗区,且以公正的态度对待知识暗区。为说明这一观点,他首先试图消除知识暗区受到的概念问题困扰和主流学术观点误解,努力转变知识暗区一直以来所处的负面消极地位。史密森认为最重要的概念问题源于假设知识暗区是缺少知识或对“真”知的扭曲,这样的假设秉持一种绝对的认识论,即思考事情只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主流的功能主义者倾向于把意识形态归结为错误的思想,而科学可以为正确的思考提供样板。另一种误解在于往常的研究进路过分强调一致是有序的社会互动和社会组织的基础。除了冲突论者,包括知识社会学传统在内的许多理论家都坚信社会互动是由共享认知视角维持的。社会人类学家也表达出相同的看法,将一致作为文化稳定的基础,他们中有人甚至把文化定义为关于认知取向和符号系统的共享。

  史密森并不否认共享的认知取向对有序的社会互动和稳定的文化所发挥的作用,但他认为非共享的取向也为交流互动和体制运行提供着重要保障,忽视这个方面容易导致对知识暗区一味的否定,将不成功的交流和冲突完全归结为知识暗区的存在。实际上,知识暗区是一种社会成就,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体现了它独特的价值。有一些潜在的社会契约阻止我们接近信息、知晓信息,因为个人和群体的隐私就建立在这上面,寻找与验证知识可能会破坏常规的互动,引起冲突。要延续日常生活的惯例,维护程序上的一致,往往离不开知识暗区。换句话说,人们不仅会迫于压力不去获取特定信息,也无需以唯一的方式处理信息。[4]

  在史密森看来,知识暗区社会学(Sociology of Ignorance)是对知识社会学的补充。不过可惜的是,他的思想最初没能激起学术界过多的波澜,直到普罗克特等人的著作《知识遮蔽:知识暗区的形成和消除》问世,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者才真正开始讨论与知识暗区相关的社会逻辑。

  2.知识暗区的两种类型

  普罗克特和席宾格通过分析有关知识遮蔽的一系列议题,有力地推动了知识暗区的社会建构研究。他们论述的方面涉及广泛,包含烟草公司隐藏吸烟与健康问题之间的联系,石油公司掩盖气候变化的信息,政府如何借助审查制度控制知识流动,以及如何将知识暗区作为影响监管政策的修辞策略。在这里,知识暗区被建构主义者理解为一种人造物,它要么是被动地产生于政治、文化或组织的框架中,要么是主动地被制造出来去欺骗他人。[5]目前,关于知识暗区的社会建构研究,也主要分成这两种类型。前者多集中讨论系统性的选择导致对特定知识形式的支持,和对其他知识形式的排斥。如艾略特(Kevin C。Elliott)认为科学家对复杂现象的探索类似于盲人摸象,会忽略掉大部分的内容,难以窥觑全貌。他针对当代农业的发展做了具体的研究,发现科学回答什么样的问题,采用什么样的测量指标,追求什么样的研究策略,都遵从于一定的社会优先顺序。科学研究的可选择性和科学知识的偶然性,造就了知识暗区,使农业处于十字路口上。[2]知识暗区也源于未完成的科学(undone science),当研究议程受到政治力量的建构,有一些在社会运动或公民社会组织看来有价值课题,可能面临得不到资助,甚至完全被忽略的情况。未完成的科学作为可供选择的方案,是竞争群体努力争取的对象,它呈现出政治知识的特征,同时为新科学政治社会学(new political sociology of science)提供概念资源。[6]克莱曼(Daniel Lee Kleinman)等受到未完成的科学概念的启发,进一步提出知识暗区是未完成的科学的结果,未完成的科学不是为了避免发现某些内容,而是问题与方法的不匹配,属于科学完成不了的任务。虽然实时的地方性知识是有效的,但在训练有素的科学眼中它并不合理。占有优势地位的认识形式,排斥其他未被验证的理解方式,导致了知识暗区的出现。[7]

  另一类研究知识暗区的文献,主要将建构知识暗区视为行动者以掩盖秘密、实现个人利益为目的,而故意为之的行动策略。库奇斯卡耶(Kuchinskaya)注意到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发生后,官方政府提供的判定标准形塑了公众对环境风险的看法,使一些公共危害因政治因素变得不可见了。[8]科学研究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私营部门。在商品化背景下,私有利益会促成知识暗区的形成。科研组织在声明创新、寻求支持和吸引同盟时,都体现出科学强烈的不确定性。[1]国内学者赵喜凤等发现,科学场域中的资本不断聚集,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致使“生物勘测”演变为“生物剽窃”,而知识遮蔽是其内在的运行机制。首先,认识论上的“知识遮蔽”,表现为研究者以狡猾的手段进行谋取利益的论证,出现信息不对等的情况;其次,修辞学上的身份认同,研究者的头衔和研究机构的声望博得受试者的信任,加重了信息遮蔽。[9]

  以上研究已经注意到系统被动地选择,或行动者主动地谋划,会建构出知识暗区,且认知方式、社会优先顺序、政治力量、经济利益等方面也对知识暗区的形成产生影响。但这些讨论目前还比较零散,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加以总结,将其整合到更完整的科学行动框架中。

  因此,本文除了分析导致知识暗区产生的体制结构性因素与行动者能动性因素外,还试图区分科学行动者的互动对象,以此说明科学行动者关于社会优先顺序的认识,造就了知识暗区的样态,并折射出科学领域的行动逻辑(见图1)。具体来说,科学的环境行动包含发生于科学共同体之内的同行互动,和发生于共同体之外的科学与其他行动者间的互动。其中,在共同体内部实行的认知方式和评价体系,是以社会的优先顺序为基础的。它在保障成员交流的有效性的同时,也生成了专业知识暗区。另一方面,在共同体外部,更广泛的行动者迫切获得科学解释,以加深对环境问题的认识。科学便根据价值判断,策略性地输出信息,进一步塑造公共知识暗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知识暗区代表科学共同体所认同的观念、制度,以及争取资源的方式。它虽然暴露了科学局限性,但也为科学领域的井然有序提供了条件。

  

  图1 本文的分析框架

  三、案例介绍与研究方法

  本文选用的研究案例来自T市W河的水质治理。T市自古因河而兴,主要发展漕运经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如道路交通、饮食习惯等都与河流息息相关。W河目前是位于T市南部的一条人工河,流经四个区县,全长22。6公里,是T市的一条主要的二级景观河道。

  W河曾是一条开阔的大河,与其他水系相连,解放初时仍可漕运大船,抄网一天可捕几十斤鱼。但由于干旱少雨、河流上游拦河兴建水利工程,造成水流量减少。1970年T市城区扩展,因修建地铁,填河造地,切断了W河可循环自净的水环境系统,天然水体自净能力降低。加之T市城区发展,向河道排泄污水,逐渐导致W河成为影响沿岸居民生活和城市形象的“臭河”。

  在早期对W河的治理方面,政府分别于1962年、1984年和1992年进行了三次河道疏浚拓宽和改造。近期的一次治理从2001年开始。整改W河是T市当年的民心工程。同年,T市也开启了“蓝天碧水工程”,目标是到2007年河道水质变清,主要污染物指标符合五类水体标准,且水质达标率为100%。政府当时做了大量工作,如组织百支青年突击队,部署各单位开展劳动竞赛、动员各单位签订劳动竞赛协议书等。时至今日,T市治理W河投入巨大,但水质仍未达到治理目标。

  科学在环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科学知识为参与环境治理的多元行动者提供行动依据。本研究所考察的科学行动者主要来自N大学的环境科学学院,和T市的水利科学研究院。N大学是985高校,我们选择进入的环境科学实验室所属的课题组成果丰富,科研水平较高,每年能发表20至30篇SCI论文和十几篇中文核心论文。该课题组的研究内容以水污染为主,很早就关注到W河的水质问题,并对其进行了长时间系统性的科学研究。水利科学研究院为T市水务局直属公益型事业单位,水环境的改善与修复是其主要的科研业务。水科院的科研人员曾多次针对W河的水质治理问题向政府献计献策。政府是W河水质治理网络的发起者,既具有极强的资源动员能力,也充当着网络中的仲裁者。科学工作者以申请项目、完成任务的方式,被招募进环境治理网络中。

  本文采用跟随行动者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非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首先,多次进入N大学的环境科学实验室,关注科研工作者如何展开环境行动,如何在秩序化的行动中建构出专业领域的知识暗区。其次,跟随电视台新闻频道专门从事环境问题新闻采编的小组,考察公共知识暗区是如何通过政府、科学、媒体之间的互动建构出来的,以此说明在环境治理中,价值判断对知识选择所产生的影响。

作者简介

姓名:朱婷钰/赵万里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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