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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与象征之间 ——普法芬伯格对标准技术观的批判与社会技术系统的构建
2019年11月21日 10:57 来源:《自然辩证法研究》 作者:王皓 夏保华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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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皓 夏保华,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05期

  技术人类学是一门源远流长而又方兴未艾的学科。自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中将技术与人类自身联系在一起为始, []泛人类学视野的技术思想研究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但如果要以技术人类学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开始算起, 技术人类学的历史还只有三十年。20世纪80年代末起, 莱蒙里尔 (P.Lemonnir) 、普法芬伯格 (B.Pfaffenberger) 、希弗 (M.Schiffer) 、英戈尔德 (T.Ingold) 等学者相继以技术人类学为主题发表文章, 掀起了人类学研究的技术风潮, 宣告了技术人类学学科的正式成立。其中, 美国学者普法芬伯格通过对标准技术观 (the Standard View of Technology) 的批判和对社会技术系统 (the Sociotechnical System) 的构建, 在物质功能研究和象征意义研究两大流派中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 为当代技术人类学学科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对标准技术观的批判

  在普法芬伯格之前, 已经有一些学者从人类学的视角切入, 对技术进行思考。普法芬伯格从前人的思想中提炼出一套被普遍接受的有关技术的观点看法, 并称之为“标准技术观”。他指出的“标准技术观”包括三个核心观点, 即需求是技术之母、功能决定形式、技术史是工具到机器的线性过程。普法芬伯格的技术人类学理论基石, 是建立在对“标准技术观”的批判反思之上的。

  1. 需求是技术之母

  普法芬伯格对“标准技术观”的批判, 首先是从技术的起源问题开始的。技术的起源研究是技术哲学界老生常谈的话题之一, 针对技术的起源问题, 学者们众说纷纭, 给出了需求说、巫术说、游戏说、机遇说等不同答案。其中最为人们普遍接受的, 是“技术起源于需求”这一经典命题。技术起源于需求不仅指需求是技术产生的原因, 还可以衍生出“需求推动技术发展”“技术的选择由需求导向”等子命题。陈昌曙先生在《技术哲学引论》中也指出:“更正统和得到公认的, 是技术起源于需求论, 可以举出更多的史实, 说明人们的生活需求、劳动需求和其他的种种需求决定着技术的发展。”[2]94

  在专业的技术哲学研究者中, 技术起源于需求都得到广泛认同, 更毋论在人类学、考古学界。为了给学科寻求坚实的现代性的基础, 人类学和考古学纷纷迎合了技术源于需求的观点。人类学研究者们认为文化只是历史进程的外部产物, 而技术和物质文化才是人类进化的关键, 技术和物质文化在人的需求和环境的制约之间创造了可能性, 技术的进程就是需求推动下的进化。新考古学的代表人物宾福德 (L。Binford) 更是进一步指出:“每一个人工物都有两个维度, 首要的是与人工物功能相关的工具维度, 其次才是与社会意义符号相关的维度。”[3]宾福德的观点得到了达尔文主义考古学家邓内尔 (R。Dunnell) 的响应, 他认为:“人工物的功能维度直接满足了人群的达尔文适应度;而形式维度, 相比之下只是在表面进行装饰, 可能在象征群体团结中发挥一些作用, 但显然是次要的。”[4]人类每一种需求都对应的有一种理想的人工物, 人工物的发现就如同美洲的发现一样———人工物本就在那里, 人们需要它, 就将它从意念中搬到了现实中, 这就是理想人工物理论。

  但是技术源于需求吗?普法芬伯格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他认为看似根基坚固的技术源于需求说其实十分脆弱, 并以理想人工物为突破口, 来反思技术源于需求说。他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理想人工物与技术需求的一一对应, 这种思维是文化定式的结果。普法芬伯格援引了巴萨拉 (G.Basalla) 对轮子的考察, 轮子最早被使用是在近东地区, 但是轮子首先是被用于军事而不是用于运输, 之后更是被骆驼逐渐取代。[]轮子无疑是满足“运输”的技术需求的理想人工物, 但是其发明并不是因为其理想中的功能, 作为理想人工物反而被看似落后的畜力取代, 这显然是需求驱动技术发展的反例。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在技术史上可以轻易找寻出没有选择理想人工物来满足对应需求的案例。由此, 普法芬伯格提出, 理想人工物和需求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关系。理想人工物和需求之间的看似牢不可破的联系被打破之后, 技术源于需求说也不攻自破了。按照需求理论而建立的理想人工物模型都不符合现实情况, 那需求理论显然是存在问题的。

  2. 功能决定形式

  功能是与需求关系密切的词语, 功能是可以实现的需求, 需求是预期之中的功能, 在一定条件下, 需求与功能的语义可以通用。功能同样是人类学历史中最为重要的词汇之一, 自1922年马林诺夫斯基 (B.Malinowski) 和拉德克利夫-布朗 (A.Radcliffe-Brown) 创立了功能学派之后, 人类学界对技术的研究就开始打上功能论的烙印。功能论者认为对技术人工物的研究应集中在技术人工物的功能研究, 技术人工物在社会体系中的意义是通过其功能体现的。其实深究技术的需求起源说,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类学功能论在技术起源问题上的映射。因此, 普法芬伯格在批判了需求起源说之后, 自然而然的将矛头指向了功能论, 特别是功能论最为重要的观点“功能决定形式”。

  在人工物的功能和形式关系问题上, 人类学的“标准技术观”认为:功能决定形式, 形式遵循功能。技术的功能是技术最有效最重要的环节, 技术的形式是为了满足功能而定或是在实现了功能需求之后的次要环节。需要指出的是, 人类学家所讨论的“形式”与技术哲学家所讨论的“结构”有根本不同。形式是指技术人工物的外在呈现, 包括技术人工物的颜色、形状、纹饰等。结构则是指技术人工物的几何、物理、化学等方面的性质。[6]对于功能决定形式的观点, 普法芬伯格从两个方面展开了批判。一方面, 从人类学应秉持的研究态度来看, 普法芬伯格认为, 采取客观中立的态度进行叙事, 对技术人工物的各个方面进行考察, 是人类学的基本态度。而功能决定形式的论调将技术形式置于技术功能的从属地位, 直接导致了对技术形式属性的忽略, 这种带有先验观点而造成无法尊重真实叙事的行为不符合人类学研究的客观中立原则。另一方面, 从人类学研究遇到的现实问题来看, “功能决定形式”的观点在解释技术人工物时遇到了无法解释的问题。普法芬伯格在此借用了安加部落设置狩猎陷阱的例子, 安加部落的人轻易列出了十种不同形式的狩猎陷阱, 但是不会去使用这些陷阱, 当被问及为何如此做时, 安加人会回答:“因为我们的祖先这么做”。[7]165在人类学家进行调查时, 经常会得到类似的答案。被采访者不会从人工物的功能、作用等方面来解答制作的原因, 也不会因效能、结果来选择技术的形式, 这是功能决定形式无法回答的问题。

  技术功能论的潜台词其实是“功能等同意义”, 技术人工物的功能就是其存在意义。而在普法芬伯格看来, 技术的功能论在属性上忽略了技术形式这一技术要素, 在现实中又无法解释“为何如此做”的问题, 这直接导致了功能论在描述技术时的片面与无力, 无法解释技术人工物的真正意义。

  3. 技术史是工具到机器的单线性过程

  标准技术观在对技术史的理解上也有其根本观点, 那就是认为技术史是由工具到机器的单线性的过程, 这种观点从人类学诞生之初便已确立。被尊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先驱泰勒 (E。Tylor) 在其代表作《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中用了四章的篇幅来讨论技术, 展现给读者工具、战争、交通、住所、服饰、烹饪等各方面的技术人工物。而贯穿其行文始终的逻辑是———技术人工物由简单到复杂不断改进, 不断进化。[]无独有偶,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 (L。Morgan) 在其名著《古代社会》中更是将人类社会的历程分为了蒙昧、野蛮和文明三种社会七个阶段, 并用火、弓箭、陶器、铁器等技术人工物作为社会各阶段的标志。[]可以看出, 人类学者对于技术史的理解抱持着“技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高级技术取代低级技术、技术变革了传统社会”等基本观点。

  针对这种将技术史简单理解为技术人工物历史的观点, 萨林斯 (M。Sahlins) 曾指出:“在人类大部分的历史中, 劳动比工具更有意义, 生产者的智力付出比他们所使用的简单设备更有意义。”[10]81如果技术史被限定为技术人工物的历史, 那显然将原本动态的、全面的、联系的技术世界变为了静态的、片面的、孤立的技术图景, 无法展现真实的技术风貌。普法芬伯格支持萨林斯的观点, 认为将研究视角聚焦在经济体的技术水平和技术手段上, 并不能展现出社会和技术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局限于物质文化的研究只能描绘出一幅模糊的展现人类适应性的图景, 这幅图景过于简单过于通俗了。[11]497

  除此之外, 普法芬伯格又从知识语言和传统社会两个角度来批驳了“工具到机器单线论”。首先, 在知识语言方面, 人类所能理解的技术知识是不足的, 而且这些技术知识并不是都能为语言所表达的, 所以人类的可以书写出来的技术知识不过是真正的技术知识的冰山一角。所以用语言来书写出的技术史是肤浅的, 技术史应该被理解为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 在活动中解读技术史而不应是描述单线性的技术史。其次, 在传统社会方面, 标准技术观的观点是高层次的技术社会取代了低层次的技术社会, 类似海德格尔“乡愁”中所怀念的传统技术社会已被取代, 一去不返。但在人类学的实际调查中发现, 人类的社会技术系统, 无论是“原始的”或是“前工业化”的, 其实都具有非常复杂的内在异质性。简单的工具与复杂的机器是可以共存于同一个技术社会中, 并不是由谁取代了谁。在普法芬伯格看来, 并没有所谓“传统社会”的存在, 每个社会都是不断生成的过程, 技术是作为人类认识自身和协调劳动以维持生命的手段。与其说是技术的变革破坏了所谓的“传统社会”, 不如说是殖民主义破坏了本土的政治、律法和仪式系统, 严重降低了本土系统构建者在本地系统中有效运作的能力。[12]总之, 普法芬伯格认为技术史应该放到活动中和系统中去理解, 用工具到机器的替换来理解技术史显然是肤浅而片面的。

  同样是在20世纪80年代, 技术社会学成为STS研究的热点, 一批技术社会学者为了打破传统技术观而努力。普法芬伯格对标准技术观的批判是与技术社会学研究相通的, 他在文章中也自承受到了温纳 (L.Winner) 、平齐 (T.Pinch) 、比克 (W.Bijker) 等人的影响。[13]同时, 在构建社会技术系统时, 普法芬伯格也借鉴了休斯 (T.Hughes) 的理论。技术哲学的研究启发了技术人类学的工作, 而技术人类学同样丰富了技术哲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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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皓 夏保华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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