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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衡论证的逻辑重构及其理论困境
2019年09月20日 10:44 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谢耘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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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权衡论证成为非形式逻辑和当代论证理论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得到了持续的关注与探讨。“权衡论证”这一概念特指真实论证实践中的一种特定论证方式,即,在论证某一观点时,我们有时会既给出支持该观点成立的“正面理由”(positive reasons),同时也提及影响该观点成立的“反面理由”(counter-considerations)。其中,引述正面理由无疑是为了表明该观点的成立合理而正当,而提及反面理由则是试图说明该观点的成立还经得住考验和质疑。与此相应,这一论证方式通常也被称为“正反论证”(pro andcon argument)或者“平衡考虑论证”(balance of considerations argument)。

  在现实生活中,相比于仅提供正面理由的论证方式,权衡论证不仅显得独特,而且还通常能取得较好的说服效果①。进而,如何才能清晰阐明在权衡论证中所涉及的特定证成机制,则成为了当前学界探讨该论证的一个核心议题。时至今日,已有诸多学者尝试从不同的理论进路(如逻辑学、论辩术和修辞学)来对权衡论证的机制和结构加以解析,并且其不同见解之间还形成了持续不断的理论争议②。本文重点关注近年来非形式逻辑学者对于权衡论证加以逻辑重构的理论方法,该方法体现了当前学界从逻辑学视角解析权衡论证机制的代表性思路。通过对其最新理论进展的分析和反思,本文试图揭示这一重构方法所存在的三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并进而对其合理性和可能发展加以探讨。

  一、“权衡论证”的涵义

  虽然权衡论证是一种常见的论证实践形态,但当代论证学界对它的理论关注和探讨,却是源于道德哲学家威尔曼(C.Wellman)的《挑战与回应:伦理学中的证成》(1971)一书。在该书中,威尔曼认为道德论证通常对应着一种新的论证类型———“联导论证”(conductive argument),其特征在于“论证的前提和结论都只与一个特定个例(individual case)相关,而不涉及任何与其他个例相关的信息,同时,论证得出结论的方式也是非决定性地(non-conclusively)”[1] 52。在此基础上,威尔曼进一步区分了联导论证的不同模式(pattern),并把“权衡论证”明确作为了该类论证的第三种模式:

  联导论证的第三种模式是这样一种论证方式:其结论是同时从正面理由和反面理由中得出的。在此种论证模式当中,既给出了与结论相关的正面理由,也包含了与之相关的反面理由。……[例如]尽管你家草坪需要修剪了,但你还是应该带你儿子去看电影,因为那部电影非常适合小孩,而且明天就要下线了。[1] 57

  在威尔曼看来,上例中“你应该带你儿子去看电影”这一结论,就是在同时考虑“那部电影非常适合小孩”和“那部电影明天就要下线了”这两个正面理由以及“你家草坪需要修剪了”这一反面理由之后,进而以一种非必然的方式得出的。同时,由于联导论证在信息内容上仅涉及单一个例,并且其推论方式又不具有必然性,所以,威尔曼明确提出它是一种既非演绎又非归纳的全新论证类型。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时,威尔曼关于联导论证的这些看法,正好契合了当时非形式逻辑学者探讨“论证类型学”(topology ofargument)的理论旨趣。因此,他的理论工作很快就经由戈维尔(T。Govier)的引介③,从而得到了论证学界的积极关注和讨论。随后,“权衡论证”也逐渐成为了当代论证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一直以来,非形式逻辑学者针对权衡论证展开了大量探讨,并力图表明权衡论证是“一类被忽略的可废止论证(defeasible argument)”,它与“类比论证”一样,都是(演绎与归纳之外的)“第三类论证”的典型样本④。他们坚持认为,权衡论证的特征就在于:其结论的合理性是通过对正反两方面理由的比较和权衡而得出的,换言之,是因为正面理由对结论的支持力强于反面理由对结论的破坏力,从而最终得出了结论。基于此,非形式逻辑学者进一步提出,在权衡论证中体现着一种非常独特的证成机制,并展现出相对复杂的论证结构,因而,在对权衡论证进行分析与评价时,我们无疑也需要发展全新的方法和理论。

  二、权衡论证的机制及其逻辑重构

  在许多非形式逻辑学者看来,权衡论证中之所以会明确包含正反两方面的理由,就是为了表明结论的合理性是经由权衡而得到,因为正面理由能够胜过反面理由,从而保证了结论在存在反面理由的情况下仍然成立。由此,他们认为,要恰当地阐明权衡论证的逻辑结构,无疑就需要对其中这一特定的“权衡机制”(weighing and balancing)作出准确刻画和合理重构。

  从其表达形态来看,权衡论证中反面理由的提及总是通过使用“尽管”、“纵使”这类转折性关联词来实现的。从语法上而言,此类关联词的应用虽然体现着对于反面理由的明确“承认”和某种“让步”,但是,它同时也强调着一种非常明显的意义“转折”。更明确来说,在权衡论证中使用“尽管”、“纵使”这类转折性关联词来引导反面理由,这正表明论证者在明确降低反面理由的重要性,从而,也暗示出他认为正面理由对结论的支持力要强于反面理由对结论的破坏力。基于这一语用分析,诸多非形式逻辑学者认为,权衡论证的此种特定建构方式也就表明在该论证中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代表这一强弱对比关系的特殊前提———“平衡考虑前提”(on-balance premise)。由此,通过补充平衡考虑前提来对权衡论证加以重构,也即成为了当前非形式逻辑学者解析权衡论证机制的一种代表性进路。

  布莱尔(J.A.Blair)曾给出过这一重构方式的最简单版本:

  前提 1:理由 a,b,c,…支持结论 p

  前提 2:理由 w,x,y,…支持结论 并非 p

  前提 3:理由 a,b,c,…强于理由 w,x,y,…(或者,情况相反)

  所以,

  结论:p(或者 并非 p)[2] 124

  其中,“前提 3”正是被补充出来的“平衡考虑前提”,它旨在明确揭示正面理由与反面理由之间的强弱关系。当然,同样是采取补充平衡考虑前提的重构方式,也有学者对权衡论证的结构进行了更为复杂的解读。比如,汉森(H.Hansen)就认为,权衡论证实际上是包含着两个子论证的复合论证,其逻辑结构为:

  子论证 1:

  前提 1:理由 1(支持结论 K)。

  ……

  前提 n:理由 n(支持结论 K)。

  前提 n+1:理由 1 到 n 的组合整体上强于反面理由 CC1,CC2,…CCn 的组合。

  所以,

  结论:尽管有 CC1,CC2,…CCn,p 仍然成立。

  子论证 2:

  前提:尽管有 CC1,CC2,…CCn,p 仍然成立。

  所以,

  结论:p 成立。[3] 39

  在此种结构模式当中,虽然权衡论证包含了一个子论证来得出一个过渡性结论,但“前提 n+1”无疑也是被补充的“平衡考虑前提”。显而易见,前述这些重构方式都是将平衡考虑前提作为了权衡论证的一个“省略前提”(missing/unstated premise),并通过对其加以明确表述和补充,从而来还原在原论证中所涉及的一个权衡机制。更具体来看,虽然权衡论证在表现形态上只是同时提及了正面和反面理由,但在重构时所增加的平衡考虑前提,则清晰展现出正反两方面理由被加以衡量之后所得到的那个结果(正面理由强于反面理由),而这无疑也就明确揭示出,得出该结果的那个权衡过程是真实存在和必不可少的。由此而言,可以说通过补充平衡考虑前提来重构权衡论证的方式,既能够巧妙而有效地还原出一个经由权衡来证成结论的机制,而且还具有某种理论上的直观性和简明性。

  然而,对于权衡论证作此种方式的逻辑重构,也会带来一些理论问题。比如,这一重构方式显然是直接把反面理由作为了论证“前提”(或前提的组成部分)。而这一做法明显是反直觉的,因为它与我们一直以来对于“前提”的通行界定方式(即,前提是那些能够支持结论成立的理由)相冲突。由此而言,这一重构方式实际上要求着变更传统的“前提”定义,并且甚至还可能由此导致修改“论证”概念本身。但是,这两个概念都是论证理论研究中最为基本的核心概念,因而,此种变更与修改是否必要或得当,以及由之所带来的理论后果能否接受,也即成为了一个分歧严重的理论议题。当然,由此我们亦能发现,采取上述方式对权衡论证所作的逻辑重构,其实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依赖于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那就是反面理由在权衡论证中承担着前提的功能,它与结论的证成具有直接的逻辑关联。因而,上述权衡论证重构方式是否恰当,很大程度上也即取决于这一理论预设具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

  三、反面理由的功能

  一般而言,在建构论证时,我们实际上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引入反面理由,进而,当某个反面理由出现在论证中时,它也完全可能具有不同的功能。从认识论角度而言,在证成一个观点时去考虑那些与之相关的反面理由,更多是为了要对它们加以检视,甚至是为了对它们作出明确的反驳。因而,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在论述观点时去提及反面理由,是为了要对其合理性和相关性加以批判性讨论。然而,在权衡论证中我们却使用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来提及反面理由,即,它们都是由“尽管”、“纵使”这类关联词来加以引述的:一方面,反面理由仅仅是被简单地提及,而完全没有对其作任何进一步的分析和反驳;另一方面,通过这些特定关联词,反面理由被直接与正面理由并列在一起,并进而形成一个明显的转折关系。

  严格而言,从权衡论证的这一特殊表达方式当中,我们并不能明确得出反面理由承担了论证“前提”的逻辑功能。正如斯洛克·亨克曼斯(A。F。Snoeck Henkemans)所言,在不同的语境中,以“尽管”、“纵使”这类关联词所引导的从句可能会具有不一样的作用,比如,它可以只是被用来提及某个命题,以表示言说者对其有所知晓,或者,它也可以被用来表示该命题的证明力得到了言说者的承认[4] 143~153。与此相关,汉森曾经做过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论概述———在他看来,针对权衡论证中反面理由可能具有的不同功能,我们甚至可以形成六种不同的理论假设[3] 35~40:(1)反面理由是论证的前提;(2)反面理由是论证的背景知识;(3)反面理由是对于论证结论所作的限定(qualification);(4)反面理由是某个证明结论不成立的论证(a counter-argument)的前提;(5)反面理由是某个与结论相关的考虑因素;(6)反面理由对应着在“平衡考虑前提”当中被推翻的内容。

  显然,作为六种不尽相同的竞争性假设,它们在理论上各有其优势和弊端。当前一些解析权衡论证机制的不同理论,也正是奠基在这些不同的假设之上。然而,要准确揭示权衡论证中反面理由的真实功能,并不能简单地依赖于理论的假设。相反,只有借助相关的语用分析和经验证据,才能探明论证者提及反面理由的交际意图。如前所析,反面理由在权衡论证中是由“尽管”、“纵使”这类关联词来加以引述的,此种表达方式既明确承认了反面理由的合法性,又隐含着反面理由弱于正面理由的不均衡对比关系。这不仅构造出正反面理由之间的一种鲜明对比,而且还使得双方在重要性上也形成一个明显落差。换言之,正面理由的价值得到了特别的强调,而反面理由的意义则显得并不足道。进而,此种表达方式就能够传递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即,“这些反面理由都得到过考虑,并且已经被正面理由所推翻(outweighed)”[5] 247。

  与此相应,当这一特殊会话含义被论证的听众所接收时,它就能够对论证本身的说服效果形成实际影响。更明确而言,当听众知道论证者已经同时考虑过了正反两方面因素之后,他会觉得论证者的结论就变得更为客观和可靠了。同样,当听众被告知正面理由胜过了反面理由时,他会认为结论的得出也变得更有说服力了。因此,论证者之所以会以“尽管”、“纵使”这类关联词来提及反面理由,其真实交际意图可能并不是要为论证增加前提或提供背景知识,而是为了通过明确传递该种会话含义,从而来更好地达到说服听众的目的。换言之,对于权衡论证中反面理由的功能而言,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新的理论假设,那就是反面理由并不是用以证成结论的逻辑依据,而是为了增加说服效果而采取的表达策略。

  而通过相应的经验研究可以发现,此种理论假设似乎更为符合真实论证实践中人们对于权衡论证模式的理解和认知。因为对于权衡论证的听众而言,他们通常会认为论证者提及反面理由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论证显得更为全面和客观,或者,是为了运用“以退为进”的修辞手法来强调正面理由的作用和效果,再或者,则是为了使论证在表述上显得更为缓和,以减少听众对于论证的反对态度[6] 6~8。由此可见,事实上权衡论证中的反面理由很少被人们理解为是论证的前提(或其组成部分),因而其真实功能可能与结论的证成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若以此观之,那么对于前述那种“通过补充平衡考虑前提来对权衡论证进行逻辑重构”的方式,我们就不能不对其恰当性和合理性有所质疑。因为就其所基于的那个理论假设而言,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经验证据支持,因而它不仅与其他竞争性假设相比并无优势,而且甚至还可能本身就并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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