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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的“社会性”问题
2019年11月25日 15:46 来源:《理论探索》 作者:李佃来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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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Sociality" in Marx's Political Philosophy

  作者简介:李佃来(1973- ),男,山东安丘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届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哲学。武汉 430072

  原发信息:《理论探索》第20192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政治哲学几乎全部主题,就是解决休谟以来一直困扰着人们的矛盾,即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个体与共同体、个人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在解决这一矛盾时所看重的是普遍利益、共同体和社会性,所以“社会性”问题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其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总体来看,马克思是通过批判自由主义和市民社会来阐释这个问题的。马克思由此厘定的一条独特思路,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这条思路强调以批判世俗世界、揭示“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为前提,来审理和把握包括“社会性”问题在内的一切政治哲学问题。而这一点,不论是在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以及罗尔斯等诉求“社会性”价值的政治哲学家那里,还是在洛克、亚当·斯密、边沁、穆勒、哈耶克、诺齐克等倚重“个人性”价值的政治哲学家那里,都是无法看到的。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哲学/社会性/个人性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价值前提、思想资源和实现路径研究”(17ZDA1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研究”(15AZD030),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主项目“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历史阐释与当代构建”,负责人李佃来。

 

  马克思政治哲学几乎全部主题,就是解决休谟以来的政治哲学家们一直试图解决的矛盾——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个体与共同体、个人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总体来看,马克思在解决这一矛盾时所侧重的是普遍利益、共同体和社会性一端,这很自然地使“社会性”问题成为其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然而与此不相称的是,学术界近年来围绕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相关论题进行了诸多有价值、有新意的探索,但在“社会性”问题的研究上,却存在许多模糊的地方。实际上,要将当前方兴未艾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继续推向深入,就非常有必要从源头上厘清这个问题。

  一、自由主义视野中的“个人性”与“社会性”

  总体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在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上构建起来的,在很多方面,马克思正是通过批判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而发展自己的政治哲学观点。由此来看,自由主义虽然不是我们打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有效和合法窗口,但却是我们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参照系。事实上,要梳理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社会性”问题的来龙去脉,就尤其需要自由主义这个参照系,因为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阐释,是明确地以批判自由主义为逻辑起点的。

  众所周知,自由主义是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一种政治哲学理论传统,霍布斯、洛克、休谟、康德、黑格尔、亚当·斯密、边沁、穆勒以及当代的哈耶克、诺齐克、罗尔斯等人,都可归于这一传统之内。更进一步看,这一传统代表的并不是一个完全同质的、铁板一块的理论脉络,在其内部,又可根据不同标准,区分为具有差异性乃至重大分歧的理论思路和理论形态。罗尔斯曾经将康德、黑格尔以及他自己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界定为“关于自由的自由主义”。依笔者理解,所谓“关于自由的自由主义”,也就是对自由主义进行反思和修正的自由主义。根据罗尔斯的这个界定,我们至少可将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区分为两种理论形态:一是原生的自由主义,二是次生的自由主义。如果说次生的自由主义就是指罗尔斯所界定的“关于自由的自由主义”,那么顾名思义,原生的自由主义则是指自由主义的始源或未经反思和修正的理论形态。从价值取向上说,其类似或相当于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由至上主义”。代表人物包括洛克、亚当·斯密、边沁、穆勒、哈耶克、诺齐克等。严格地说,马克思并不是通过批判次生的自由主义,而是通过批判原生的自由主义来阐释“社会性”问题的。

  自由主义是在反对封建等级制和人身依附的关系结构中确立起来的,其最根本的价值前提和立论基点,就是权利和自由。而由洛克、亚当·斯密、边沁、穆勒等政治哲学家所代表的原生的自由主义,则更明确地提出为权利和自由作辩护的目标。具体来说,当这些政治哲学家为权利和自由作辩护时,他们所辩护的核心点,是在他们看来几乎不可撼动的四条原则:一是在个人生活选择和命运安排上的自我立法原则,二是在社会商品分配上的应得和机会平等原则,三是在社会秩序构建上的自由市场和自发性原则,四是在价值排列上的个体利益优先于共同体利益原则。这四条原则虽然在彰显权利和自由上的角度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都从“个人”出发来彰示相应的规范性主张。列奥·施特劳斯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才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谈到洛克时这样指出:“洛克的财产学说以及他的整个的政治哲学,不仅就《圣经》传统而言,而且就哲学传统而言都是革命性的。通过将重心由自然义务或责任转移到自然权利,个人、自我成为了道德世界的中心和源泉,因为人——不同于人的目的——成为了那一中心和源泉。”[1]253问题就在于,对权利和自由进行道德辩护,或者以权利和自由为基础性价值进行理论构建,并不是原生的自由主义的一项“特权”,而是现代政治哲学的一个普遍趋势和取向。所以,原生的自由主义与其他政治哲学的传统或支脉得以区别开来的根本界标,并不是权利和自由,而是个人或个人性。卢梭、康德、黑格尔、罗尔斯等人之所以不能划归于原生的自由主义之列,显然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视权利和自由等价值,而正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将个人或个人性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

  现代政治哲学的宗旨之一,在于为构建公正和谐的社会提供价值理念和思想指导。原生的自由主义在这方面显然不是无所作为的,其以个人或个人性为价值中心而提出的规范性主张,对于抵制和克服由出身、种族、性别等因素所带来的社会歧视,从而对于塑造一个比种姓制度远为公正的社会,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然而,正如马克思申述的那样,任何人都不可能生活在一个单一的社会空间内,而总是要生活在私人和公共这两个领域当中,从而都有“作为私人的人”和“作为公人的人”这双重身份。所以,全面地看,现代政治哲学在为人的价值予以辩护时,实际存在两个价值端点,即一是个人或个人性,二是社会或社会性。当一味地强调个人或个人性这个价值端点时,就难免会造成社会或社会性这个价值端点的旁落或边缘化,从而也难免会带来个体与共同体、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的矛盾。

  不过,在洛克、亚当·斯密等人看来,他们不仅没有制造个人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对立,相反从其所侧重的个人性中,恰恰能够推出一种实至名归的社会性。他们之所以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将个人证立为与特定利益群体相关联的“这个人”或“那个人”,而是证立为生而平等的“每一个人”,同时更是因为他们所证立的个人,并不是那种唯利是图甚至损人利己的私利化的个体,而是能够用自然法来约束自己、从而既承认自我之价值也承认他者之价值的理性个体。对于这一点,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谈到“自然状态”时,曾进行过明确的指认和说明。洛克这样说道:“为了正确地了解政治权力,并追溯它的起源,我们必须考究人类原来自然地处在什么状态。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无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虽然这是自由的状态,却不是放任的状态。在这状态中,虽然人具有处理自身或财产的无限自由,但是他并没有毁灭自身或他所占有的任何生物的自由,除非有一种比单纯地保存它来得更高贵的用处要求将它毁灭。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因为既然人们都是全能和无限智慧的创世主的创造物,既然都是唯一的最高主宰的仆人,奉他的命令来到这个世界,从事于他的事务,他们就是他的财产,是他的创造物,他要他们存在多久就存在多久,而不由他们彼此之间作主;我们既赋有同样的能力,在同一自然社会内共享一切,就不能设想我们之间有任何从属关系,可使我们有权彼此毁灭,好像我们生来是为彼此利用的,如同低等动物生来是供我们利用一样。正因为每一个人必须保存自己,不能擅自改变他的地位,所以基于同样理由,当他保存自身不成问题时,他就应该尽其所能保存其余的人类,而除非为了惩罚一个罪犯,不应该夺去或损害另一个人的生命以及一切有助于保存另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健康、肢体或物品的事物。”[2]3-5我们知道,自然状态是洛克契约论的一个方法论原点。它虽然像后来罗尔斯所讲的原初状态一样,是一个用于设定前提的假想状态,但恰恰是这个假想状态,包含了洛克最基本乃至最重要的价值主张。显而易见,洛克不仅通过设立自然状态而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作了强有力的辩护,而且也通过为自然状态赋予理性即自然法而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设定了边界和底线。换言之,借助于作为自然法的理性,洛克在这里实质上是将作为价值主体的个人,论定为“利己不损人”的人。按照洛克的意思,这样的人虽然首先都是一些相互独立的个体,但组合在一起,则构成了一个能够尊重每个人的意志,并且能够增进每个人的福祉的良性社会,而这就是从个人性中所推出的社会性。

  后来,既作为经济学家又作为政治哲学家的亚当·斯密发展了洛克的观点。不管在经济学上,还是在政治哲学上,亚当·斯密的立论前提都是利己主义的“经济人”,而这个“经济人”,也正是其所证立的“个人”。根据亚当·斯密的解释,这个作为“个人”的“经济人”或者作为“经济人”的“个人”不仅不会成为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个人性与社会性之矛盾的始作俑者,相反会使它们之间取得一种深度的一致性。原因主要不在于经济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总是会按照道德的训诫和正义的要求来帮助他人特别是弱者,而主要在于经济人本着各自的目标、以各自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时,总会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来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像在其他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3]27。这样来看,与洛克相比,亚当·斯密的推进之处在于将前者“利己不损人”的个人,修改为“利己又利他”的个人,虽然这个“利他”未必是有意为之的。但综合来看,不管是将个人证立为“利己不损人”的人还是“利己又利他”的人,从洛克到亚当·斯密乃至到哈耶克和诺齐克的原生的自由主义,都坚持认为基于个人性的社会性,是其始终都在捍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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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佃来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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