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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如何可能? ——论实践哲学的构成和限度
2019年11月28日 16:14 来源:《哲学研究》 作者:张盾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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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s Marx's New Materialism Possible? On the Constitution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and Its Limits

  作者简介:张盾,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192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新哲学的理论构成形态及其根本哲学立场是以辩证法为基础的实践哲学。实践哲学的研究界面是社会领域而非自然领域,由于唯物主义抽象的实体性的本体论立场无法处理以人的关系为中心的社会领域中的复杂理论问题,马克思大规模地吸收了德国唯心主义的哲学成就,对唯物主义进行改造和重建。实践概念的具体哲学规定是中介性,人的现实的中介性实践活动是劳动,其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具体历史形式是工业和科学;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实践和科学实践中,实践的社会性原则和中介性原则发展到极限并走向自我否定,由此显示出人类实践的历史限度。实践哲学揭示了工业和科学作为现代人实践的否定性与超越性的双重意义。从哲学史的观点看,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后,马克思实践哲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根基、最具根本性、因而真正具有文化领导权意义的哲学理论。

  关键词:实践哲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社会性和中介性/工业和科学

 

  根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种“新唯物主义”构成了马克思全部革命理论的哲学基础。对于这种新唯物主义的学说内容及其与近代占主导地位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并未做系统明确的说明,但又在他的几乎所有重要文本中有所涉及和暗示,以至其成为非常复杂的研究课题。在中西学界,对唯物主义的兴趣这些年来正在悄然复兴,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倾向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思想者重新思考”(夏莹)。这一问题涉及对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性质的理解。就马克思超越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而言,马克思新哲学也被称为“实践哲学”。本文拟对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关系提出自己的粗浅看法,愿就教于哲学界同仁。

  一、“西马”学者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

  “唯物论是哲学上最初的最低的但比较最坚固的阶段。”(《朗格唯物论史》下卷,第559页)这是朗格名著《朗格唯物论史》的一个重要判断。唯物主义直接从人类的自然意识出发去理解世界的本质,主张物质是世界的实体和本原,这是古代“前苏格拉底哲学”和近代“前康德哲学”的共同特征,代表了人类追求关于世界本质的知识之伟大理性精神的努力。另一方面,唯物主义固有的反宗教倾向及其启蒙民众心智、净化民众信仰的作用,又使它成为最早的意识形态和哲学政治。

  但唯物主义为什么成为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哲学纲领?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研究课题,绝非一般人看上去那么明显。上个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比如,卢卡奇给出的回答: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功能不是纯粹的科学认识,而是无产阶级的行动武器;(参见卢卡奇,第305-307页)以及柯尔施给出的回答: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不是在任何抽象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具体地和现实地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的和现实的世界”(柯尔施,1993年,第52-53页),在今天看来恰恰都是抽象的、不充分的。稍后,霍克海默在其名篇《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中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他首先正确指出,把唯物主义归结为“任何真实的东西都是物质的东西”,以及由此引发的“精神活动能否分析为物质过程”的争论,都是荒谬的和毫无意义的,因为唯物主义并非一种普通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观点不相容于那种向人发出绝对要求的观念。这种要求只有在存在着对绝对意识有所信仰的地方,才可能是合理的。”这种对绝对意识的绝对要求,即获得事物全体与无限性的认识,正是形而上学问题的特征。(参见霍克海默,第18、13-14、19、25页)在霍克海默看来,典型的形而上学是唯心主义,即把整个世界看作理性的产物,理性从自身获得绝对知识,千百年来唯心主义都在“试图回答(这)同一个永恒问题”。唯物主义对这种永恒问题和绝对知识不感兴趣,“唯物主义观点在根本上是由那些在当下时刻所把握住的任务来决定的”,这个任务就是改变现存世界的秩序,变革造成大多数人不幸生活的外部条件,“唯物主义理论是改善人类状况的努力的一个方面”,它不关心现象背后的绝对终极存在,而把每一种知识都看作是特定时代有限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关系的产物。(同上,第21-22、23、25、28-29、33、41页)总之,霍克海默这篇文章在非反思的意义上直接规定了唯物主义的政治内涵,这种直接断言缺乏逻辑上的理据性和必然性:为什么作为一种哲学的唯物主义会去关注现实的变革?一种致力于变革现实的革命哲学又是什么样的?对此显然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证。霍克海默对唯物主义的这一阐释只是重申了“哲学的真正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命题,但尚未进入马克思这一命题背后的复杂问题内部,因此无法解释马克思为什么选择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

  葛兰西对这一问题给出了更富有教益、也更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解释,他也是较早以正确和深刻的方式把马克思的新哲学命名为“实践哲学”的人(参见仰海峰,第62-63页)。按照葛兰西的理解,马克思新哲学负有双重使命:第一是用这种新哲学去教育民众,第二是通过这种新哲学去取代现有西方文化对整个世界文化的领导权。葛兰西对第一个任务的理解是复杂的,既没有“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的激情,也没有为开创历史去塑造一种革命主体的使命感,而是在新的复杂历史条件下重新反思唯物主义与大众文化的关系。从历史的源头看,唯物主义从来就是人民的常识与宗教,“民间的宗教是粗糙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本身就是常识的一个不可小看的层次,它靠宗教本身得以维持”。因此唯物主义“在政治上”是最接近人民的,但那只是“一种平凡而庸俗的唯物主义”,同各种偏见和迷信联系在一起。葛兰西不否认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质就是成为群众的哲学”,也许能够通过社会变革从人民文化的矿石中冶炼出新唯物主义的珍宝,但葛兰西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犹疑的。关键在于:用新哲学“对那些在文化上还处于中世纪状态的民众进行教育……把新哲学组成一种略高于民众平均文化的(那是十分低的)文化,不过这种文化是绝不足以战胜有教养阶级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因为这种文化根本没有什么批判阐述和发展过程可言”。(参见《葛兰西文选》,第223、226、229、244、246页)

  由此导致了葛兰西对第二个、也是更深刻任务的理解:新哲学绝不仅仅是一种人民哲学,而是承担着更重要的使命:它是近代西方文化全部发展成就的“顶点”,而且必须超越这一成就,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文化领导权。为完成这一使命,它必须造就一批新的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只是教育民众,因为文化领导权只能实现为“以知识分子为体现者的文化过程”;它还必须创造一种真正的哲学体系,不只是作为教育和论战的“群众哲学”,而是作为“个别哲学家的成果”,具有“一种完全定型的体系”,包含“一个抽象的组成部分”等等。(参见《葛兰西文选》,第226、228、244、269页)葛兰西特别强调:“新哲学之所以产生,正是为了超越当时文化的最主要表现——德国古典哲学”;就其与唯心主义这一现代高级文化的差别而言,葛兰西称新哲学是“大众文化与高级文化对立中的辩证法”。文化领导权思想无疑是对马克思理论事业的一种特别深刻的理解,因为它启示了最关键的问题:马克思新哲学在什么意义上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葛兰西认为,马克思实践哲学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独创的、完整的哲学,“它的独创性不仅表现在对先前哲学的超越上,而且首先表现在它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使理解哲学的整个方式从头至尾焕然一新”。(同上,第226、228、276页)

  从当代历史发展给予我们的视野看,葛兰西所揭示的马克思新哲学的第二个使命即争取文化领导权,无疑是更重要的,即使其第一个使命“用理论教育民众”随着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退化而落空,马克思新哲学的纯粹理论价值及其作为世界高级文化的影响力依然存在。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新哲学的创始人大大地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乃至后来时代的需要,他们建立了一个武库,其中的武器由于超越时代而不便使用,要在将来某个时候才能投入使用。”(《葛兰西文选》,第225页)

  作为一种具有高级文化价值的严格意义上的新哲学,马克思实践哲学超越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两极对立,扬弃其陈旧抽象的概念结构,保留其有生命的合理成分作为自己发展进程的一个环节,并将其带到新的具体的历史总体性的坚实地基上。“有意义的正是对旧哲学的超越,新的综合或某种新综合的因素,以及理解哲学的方式。”(同上,第276页)马克思新哲学当然不是唯心主义,但它更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在唯心主义作为现代主流文化的最高表现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哲学对它的批判催生了“新唯物主义”这个特定的哲学派别概念;但在马克思的问题与方法是德国古典哲学最重要继承者这一意义上,“哲学上业已发生的最重大的结合是实践哲学同各种唯心主义之间的结合”,尤其黑格尔学说实际上是马克思新哲学诞生的真正源泉和秘密,后者是对前者的改革与扬弃,是摆脱了精神与自然对立之后的“对矛盾的充分认识”。(参见同上,第222、234页)葛兰西着重在文化领导权的政治高度上解释这种综合的必然性:面对唯心主义在现代文化中的领导权地位,旧的粗劣的唯物主义已经失去了理论意义,用它去夺取领导权是不可能的。后来的阿尔都塞更具体地描述了这一困境,即现代哲学的所有空间都被居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所占据,以至马克思只能在它的“观念的统治下”进行新哲学的创造(参见陈越编,第99、257页),这种统治正是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是如何完成这一无比艰巨的任务的?按照葛兰西的看法,现代文化领导权的转移之所以是可能的,就在于马克思实践哲学正是整个现代文化发展的成就和产物:从文艺复兴到法国革命再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德国先验哲学——“实践哲学则是以上整个精神和道德改革运动得以圆满成功的顶点”。马克思新哲学是现代高级文化发展的一个内在过程,也是这种文化自我否定的一个节点,这种内在性是马克思新哲学争取实现对整个社会文化领导权的最深刻依据,“实践哲学业已变成现代文化的一个要求,一种扩散着的气氛。”(参见《葛兰西文选》,第228、261、244、224页)从文化领导权这一视角、而非从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论战,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质,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列宁的名言:“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很少理睬“愚蠢的唯物主义”的纯粹客观性,因为一种脱离人的客观性没有意义,而属人的客观性则与“历史的主观性”相一致,(同上,第260页)从而生成为马克思新哲学最重要的主客体辩证法。另一方面,马克思从不拒斥“聪明的唯心主义”,它的各种主题和方法或隐或显地出没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各重要文本,比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资本论》及其手稿。

  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看,抽象的唯物主义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根本特征。马克思只是在受费尔巴哈影响的早期才设想过用一种现成的抽象的唯物主义直接反对唯心主义,并用这种唯物主义去直接教育人民,实现社会变革的目标,也就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表达过这种直接性的非反思的唯物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的工人群众“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页)但马克思似乎很快就意识到创造一种“新唯物主义”是一个多么艰巨的哲学任务,因为这意味着用它来取代唯心主义的文化领导权。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达了这种新认识:“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并“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8-100页)这应该就是马克思领悟到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文化霸权本质。从这种新认识出发,马克思才能真正进入创造一种具有高级文化形态的、具有争夺文化领导权实力的、独创而完整的新哲学的巨大理论工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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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盾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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