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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的天下一统观探赜
2019年10月22日 14:45 来源:《管子学刊》 作者:刘长明,刘广鑫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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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山东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群雄争霸,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在周天子权柄式微、天下分崩离析的危机关头,管子辅佐齐桓公力挽狂澜,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安内攘外,重燃大一统薪火。纵观管子的天下一统理论与实践,其前后相继、不可分割的四个环节——图强、称霸、尊王、攘夷,在列国纷争的年代,既合乎理论逻辑,也符合历史逻辑:国强则存,守成则亡,欲存亡继绝必须图强;强则必霸,不霸则衰,国富民强恒久之道,在于成就霸业;霸业之道,在于王霸兼采,匡正天下,宗周尊王,重树周天子权威;蛮夷之祸,华夏大患,故攘夷与安内互为表里。管子的大一统“四策”,避免了华夏民族彻底分裂、华夏文明行将中断的悲剧,并开启了天下重归一统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管子;天下一统;图强;国强必霸;尊王攘夷 

   来 源 《管子学刊》2019年第3期,5--18页

  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群雄并起,天下大乱。当是时,“天子微弱,诸侯力政,皆叛不朝;众暴寡,强劫弱,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之不绝若线”(刘向《说苑·尊贤》)。在周天子权柄式微、天下分崩离析、“中国之不绝若线”的危机关头,管仲辅佐齐桓公力挽狂澜,九合一匡,安内攘外,重燃大一统薪火。仰望第三条历史隆起带上灿烂思想星空的起笔处[1],纵观管子的天下一统理论与实践,不难发现,图强、称霸、尊王、攘夷历史地成为天下一统四部曲。其前后相继、不可分割的四个环节,在列国纷争的年代,既合乎理论逻辑,也顺应历史逻辑:国强则存,守成则亡,欲存亡继绝必须图强,兴邦富民,强国家而修甲兵;强则必霸,不霸则衰,国富民强恒久之道,在于威加海内,成就霸业;霸业之道,在于王霸兼采,匡正天下,存亡续绝,宗周尊王,重树周天子权威;蛮夷之祸,华夏大患,故攘夷与安内互为表里。彰显管仲经天纬地之才、济世匡时之略的大一统“四策”,成功地助力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巧妙地维护了周天子正统,避免了华夏民族彻底分裂的悲剧,挽救了行将土崩瓦解的华夏文明,使中华文明渡过了一场行将中断的危机,并开启了天下重归一统的历史进程。太史公赞曰:“管仲既用,任政于齐,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史记·管晏列传》)指的是在周王室衰微、周礼尽失的离乱之世,管仲辅佐齐桓公内安诸侯,讨伐不臣,匡正天下之失,同尊天下共主,重归大统;外平四夷,捍卫华夏文明。史家将这种“尊王攘夷”的理论与实践,视为匡正了岌岌可危的天下。作为著名思想家、、经济学家、社会改革家、的管仲,也因此赢得了春秋第一相、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保护者的美誉。作为百家争鸣大幕的开启者,管仲在40年相齐生涯中创造的管子之学,实乃百家之学繁荣、诸子思想竞放的重要源头,从中不仅涌流出法家思潮,而且会通了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实为道、法、儒、墨的开源者,对后世之学影响深远,奠定了伟大中华文明的鸿基。特别是在建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尊王攘夷”大业中开显的大一统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思想意识之中,象一根剪不断的坚韧纽带牢牢维系着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统一,从而使得中华文明虽饱经沧桑,历尽劫难,共同的大一统文化却未曾割断,包括思想一统、政治一统、文化一统、经济一统、疆域一统在内的大一统共识一以贯之。 

  一、治国必图强 

  1.图强则存,守成必亡 

  春秋时期,群雄争霸,争战不止。太史公司马迁叹曰:“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在太史公并不完全的统计中,春秋大争之世,被杀君主36名,灭国52个,记载详细的大小战事480多起,诸侯会盟和朝聘450多次,见于史书的春秋诸侯国计有120个之多。各个诸侯国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断积蓄实力,扩张地盘,对其他国家主要是弱小国家蚕食鲸吞。翦伯赞先生在《先秦史》中对各类战争和冲突进行过粗略统计,在295年的春秋时代,仅仅据《春秋》记载,计有60处言“侵”,212处言“伐”,40处言“围”,3处言“师灭”,23处言“战”,27处言“入”,2处言“进”,1处言“袭”,至于记载“取”、“灭”的史实,更是数不胜数。及至战国,战争更加惨烈,255年的战国风云激荡中,规模以上的战争多达222次,正所谓“争地之战,杀人盈野;争城之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发愤图强,是唯一可行的生存之道。治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强则亡。治国者如果坐享其成,贪图安逸,无异于自取灭亡。唯有迅速富国强兵,励精图治,脱颖而出,方能在弱肉强食的时代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游刃有余,夺得立足之地,规避被灭亡的风险。 

  那么,自称有许多弱点的齐桓公是值得辅佐的强国之君吗?管仲其人,胸环大志,不拘小节,在他的人生天平上,天下居上,家国为重,个人荣辱次之。管仲不仅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对待别人也总是从大处着眼,而不对小过斤斤计较。齐桓公自称有三大弱点——“不幸而好田”,“不幸而好酒”,“不幸而好色”,当问及管仲“寡人有大邪三,其犹尚可以为国乎”时,管仲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人君唯优与不敏为不可,优则亡众,不敏不及事。”(《管子·小匡》,以下只注明篇名)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管仲要求人要急国家之大功大利,而不拘泥于个人的小辱小耻。这种功名观着眼于富国强兵、争霸天下的总目标,服从于国家的长远之计。管仲鼓励齐桓公,以上三方面固然是缺点,但鉴于齐桓公的雄才大略,齐国强国可期,霸业可图。由此,君臣很快达成强国共识。 

  管仲相齐之初,积弊日久,内部人心离散,治下贵族坐大,,国库空虚;外部形势严峻,各邻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乱,对齐国。在国必图强的治国方略得到齐桓公的首肯后,管仲执掌齐政40年,辅佐齐桓公健步走上强国之路。 

  2.治国之道,德法兼济 

  管仲以战略家的格局、政治家的抱负、思想家的睿智、经济学家的精明、军事家的出奇洞彻社会发展大势,倾毕生精力致力于建构一个富民强国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治理体系,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强国理政思想。管仲的一系列治国方略与政治构想,具有重大的开创性意义,不仅仅是一场通常意义上的改革,而是根本的政治革命。这些重大举措不仅使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局面,而且奠基了后世“政者正也”的政治认同。《管子》一书,堪为治世宝典。言“半部《管子》治天下”,并不为过。这里,不能不提及鲍叔牙的慧眼识才。史载,桓公自莒返于齐,使牙为相,鲍叔坚辞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使不冻馁,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者,则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国家者,则其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宽惠,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国语·齐语》)由此可见,鲍叔牙认为管仲有五个方面比自己强,堪当治国大任,这也是举荐管仲的五大理由:宽以从政,惠以爱民;治国安邦,举重若轻;取信于民,上下同欲;制订礼仪,教化天下;整治军队,勇敢善战。这五个方面构成了后来管仲治齐的主要施政方针。本文试参照鲍叔牙的荐辞,结合管仲后来的治国理论和实践,对管仲强国理政方略和思想意旨归纳如下: 

  1)中央集权,令行禁止 

  管仲初为相,针对齐国积弊日久、尾大不掉的现状,曾提出三个看似得寸进尺的要求:一为“贱不能临贵”,桓公贵之,任他为上卿;二为“贫不能使富”,桓公富之,赏赐给他三处采邑;三为“疏不能治近”,桓公亲之,尊他为“仲父”。对此,韩非子这样评说:“管仲以贱为不可以治贵,故请高、国之上;以贫为不可以,故请三归;以疏为不可以治亲,故处仲父。管仲非贪,以便治也。”(《韩非子·难一》)原来,管仲并非贪得无厌,而是为了行之有效地治理国家。管仲集权,非为权也,旨在以权柄威临天下,以达令行禁止之目的。 

  2)开明政治,德法兼济 

  管仲治国,政治制度设计可谓匠心独具,具有极大的开创性: 

  第一,“三选”贤能,任人唯贤。何为政治?管子曰:“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法法》)政,意为正,而正之大义,可用来界定、诠释万类之命和万命之性。故此,治国之要,在于精修德性,确定中道以守正,以正来治理国家。所以,“正”是用来制止过头而补不及的。承载了国家使命的政治家必须精德立中,以大道至公行政治之“正”。“过与不及”皆非正,都一样损害国家,有违正道。为了正名政治之正,管仲行开明政治,既限制君主权力,也限制资本权力,选贤任能。管仲的“三选”制度可谓是开明政治的重要环节:第一选,由各基层组织向国家推荐本地有道德、有才能、有武功的贤人;第二选,国家把各基层组织所推荐的人选分门别类下派到各部门、各地进行实际工作锻炼,试用考察;第三选,各部门、各地负责人根据实际工作表现择优推荐给国君,最终由国君亲自进行综合考核,据此授以相应职位。有力冲击世卿世禄制的“三选”制度,可以说是用人制度的革命,正是在这种重实际表现的用人制度中,大批优秀人才在实践中脱颖而出,被委以重任。“开其国门”“收求天下之贤士”(《小匡》)的“三选”制度,吸引天下人才归齐若流水,“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六”(《轻重戌》)。作为行之有效的人才选拔制度,“三选”制成为韩非所主张的“循名责实”、“综核名实”的来源。 

  第二,政治之道,德法并用。管仲大力推行“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既强调法治,也重视道德教化,礼法兼济,从不偏废。 

  管仲不仅首提“法”(此前称之为)概念,还是“以法治国”理念的最早提出者和实践者,堪称法家理论的先行者。管仲曰:“明主者,一度量,立表仪,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明法解》)对“天下之至道”、“圣君之实用”的“法者”,他特别强调做好立法、司法和守法三项工作:“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任法》)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和谐与否,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明法》)显然,管仲的“以法治国”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所依之法必须是良法,而不是恶法。确切地说,“以法治国”,是以良法治国。正因如此,管仲以公义为宗旨,将所立之法称为“公法”,强调:“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听治不公,则治不尽理,事不尽应。治不尽理,则疏远微贱者无所告。”(《版法解》)这同儒家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形成鲜明反差,高下立判,优劣一目了然。管仲主张法治,要求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功罚过皆应依法办事,“事断于法”。“法”是行赏施罚的客观标准,不但可以“禁奸邪”、“禁淫止暴”、“兴功惧暴”、“定分止争”,而且还可以“治国使众”,安定社会,得到臣民的拥护,使“下之事上也,如响之应声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从形也”(《任法》)。但管子有别于以“重刑”著称的商鞅一派,认为必须赏而有节,罚而有度,没有把赏罚特别是刑罚的作用绝对化,反对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管子·君臣下》曰:“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至赏则匮,至罚则虐。财匮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牧民》),如果“诛杀不以理,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罢民力”,就必然会造成“诛罚重而乱愈起”(《正世》)的不可控局面。 

  管仲还是以德治国的先行者。在主张“以法治国”的同时,重视伦理道德和教化的作用,强调正民之德,力主通过教化,因势利导,化其恶,养其德,最终达到无罚可罚的地步。为此,在德教方面提出“国有四维”、“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五辅》)的系统理论,并将其细化。具体说来,将礼、义、廉、耻视为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国之四维”,提出以“守国之度,在饰四维”(《牧民》)为核心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将“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视为“德之六兴”;将“孝悌慈惠”、“恭敬忠信”、“中正比宜”、“整齐撙诎”、“纤啬省用”、“敦蒙纯固”、“和协辑睦”视为“义有七体”;将“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视为“礼有八经”;将“君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辩事,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功材,庶人耕农树艺”视为“法有五务”;将“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视为“权有三度”(《五辅》)——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最早表达形态!管仲将先民的以德治国观念系统化,堪称以德治国系统理论体系的开山鼻祖。管仲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后世一切形态的以德治国理论的滥觞。 

  在管仲看来,只有礼法并重,将“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才能使每个社会成员把法律约束和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人的自觉行为和习惯,将必然升华为自由,将外化转为内化,“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弟子职》)。为了彰显大一统意旨,管仲托古改制,继承了夏商周三代礼法文化,“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国语·齐语》),将中华文明中的明德慎罚思想、敬天保民理念进行改造提升,体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在德、法关系上,管仲认为“仁义礼乐”必须“皆出于法”,而且只有在“法立令行”的前提下才能起到应有作用。在德、法顺序上,管仲提出了先德教后刑罚的理路:“明智礼足以教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权修》)由此可见,管仲学派既有别于否定德化作用的商鞅、韩非,也不同于空谈礼仪、漠视法治的儒家,更迥异于过分强调自身修为的道家。管仲以法为主,法、道、儒特别是法、道结合的思想,正是流行于战国中期以后的的基本特征。 

  3)以人为本,从民所欲 

  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尚书·五子之歌》有言:“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是对中国早期帝王亡国的叹息,体现了中国最早的民本政治思想。管仲在历史上则最早明确提出了“”的民本思想,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言》)在这个意义上,管仲强调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习近平同志曾专门引用这句话,以强调民心的重要性[2]。史载,齐桓公和管仲有一段关于“天”的对话。齐桓公问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人君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诗云:‘人而无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刘向《说苑》 

  那么,如何将“以百姓为天”、“以人为本”的治国理路落到实处呢?管仲除提出上述的“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等“兴德六策”外,还提出了具体的“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入国》)管仲为相40天内,曾五次督行上述九项惠民政策的落实。在《牧民》中,管仲根据“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这一予之于民即是取之于民的认知,提出了“从其四欲”的“顺民心”主张:“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太史公认为这是“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高度评价管仲“从民所欲”、“顺民因俗”的政治主张。同时,管仲还在九合一匡中巧妙推广民本思想。如公元前680年二合诸侯时的鄄地盟会,为了使会盟的诸侯国统一行动,专门订立了关心弱势群体的“养孤老,食常疾,收孤寡”(《幼官》)的盟约;公元前679年三合诸侯时的鄄地盟会,订立的同样是“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幼官》)的惠民条款。此种策略,既彰显了民本思想,又传播了大一统文化。 

  基于民本思想,管仲主张限制君王的绝对权威,认为“独任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形势解》)。既然国家“以人为本”,那么,“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无以畜之,则往而不可止也;无以牧之,则处而不可使也。远人至而不去,则有以畜之也;民众而可一,则有以牧之也”;“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权修》)。简言之,要想理顺天下,必须珍惜本国国力;欲要治好国家,必须珍惜国内人民;欲要治好人民,必须珍惜民力。如果滥用民力,则国家必危。在这里,管仲大力强调人民本位而不是君王本位,告诫统治者使用民力要用之有度,轻徭薄赋,使民以时,才能使民力不衰竭。实际上,即使在今天,“以百姓为天”、“以人为本”、“与俗同好”、“从民所欲”等经典话语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在三代政治理念中,君权至高无上。管仲将“以人为本”思想升华为大一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无疑是对三代仁政政治理念的颠覆性论断。也许,这正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管子及其思想被边缘化甚至被屏蔽的真正原因。然而,谬误的乌云终究挡不住真理的光芒,管仲的民本思想受到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的重视——孟子“民贵君轻”、贾谊“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李世民“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魏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无不渗透着管仲民本思想的精髓。但是,民本思想在以往的社会中往往流变为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忽悠空炮,“君权至上”、“资本独尊”的政治生态总是在百般嘲弄着伟大的民本思想。只有社会主义条件下经人民领袖毛泽东升华后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真正使民本思想生根发芽。 

作者简介

姓名:刘长明,刘广鑫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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