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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与时代精神的批判反思
2019年11月15日 17:30 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来自全国各地的近40名青年学者对谈:马克思哲学与时代精神。反思马克思对时代精神的批判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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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对谈]

  摘 要: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一方面,哲学通过自己独有的方式表征着时代风貌,回应时代问题,并推动着人类自我意识的凝练与深化,黑格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称哲学为“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另一方面,哲学更以批判反思的方式充当时代的“高卢雄鸡”,主动、积极地塑造与引领时代精神的变迁。而马克思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更是集中体现了这一双重特色。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之际,第五届马克思哲学青年对话会于2018年11月在南开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四十名青年学者以“马克思哲学与时代精神”为主题,重新反思了马克思对时代精神的批判路径,考察了当代社会生活中的现实主题及其时代精神。这对于深入理解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深度中国化,具有极大的促进意义。对话会气氛活跃,讨论热烈,内容丰富,现在将对话内容选登如下,以飨读者。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时代精神;青年哲学对话会

  原文刊发:《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第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

 

  一、时代精神的表征: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

  杨洪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众所周知,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针对当时宗教体系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一命题。与它相对的是这样的哲学形态:围绕绝对精神或者某个绝对观念来展开,并且当它达到自身完满性后,就能形成关于现实世界的合理解释,进而构成一种体系。然而,体系化却又不可避免地带来封闭化。此时,哲学只是为现实世界的不完满性做“开脱”,而不再是关于时代的发展与现实问题的变化。只有不断反思现实问题从而直指时代精神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

  自近代西方启蒙运动以降,时代被人们看作走向进步的历史环节。它不仅意味着为了不断解决问题而与过去决裂的历史进步,还意味着不断面临新问题而在通向未来的过程中包含的各种可能性。由此,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就演变为哲学的历史性进而演变为哲学的本质问题。从表面看来,哲学的历史性本身包含着一个内在的矛盾,也就是真理的永恒性与历史的暂时性之间存在的矛盾。黑格尔以形式与内容的同一来阐释哲学与时代及时代精神的关系,从而消解了这个矛盾。一方面,从内容上看,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思维和认识,哲学在本质上是时代的产物,要受到外在历史条件的支配。另一方面,从形式上看,哲学以时代精神的实质为对象,而后者又是普遍精神在一定阶段上的特殊表现。这样,哲学便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贯穿于一切时代中的普遍精神,从而能够超越特定的时代,成为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由此可见,黑格尔基于时代精神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来强调哲学的作用。

  当然,这种超越性的限度仍在于解释世界,是在现实世界已经改变的基础上所做的体系化形式的解释。诚如黑格尔所言,哲学在教导世界应当如何存在时总是“来得很迟”。借鉴黑格尔的上述理解,马克思虽然在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上也强调哲学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重要性,但是突破了黑格尔哲学的局限性,更为注重哲学冲破单纯解释现实世界的封闭体系,实现改变现实世界的作用。如果说黑格尔旨在说明“密涅瓦的猫头鹰”要在“高卢雄鸡的高鸣”之后才能起飞,让哲学去把握法国大革命所开启的世界历史新时代的精神,那么,马克思则认为法国革命的时代精神本身就已经构成一种新的哲学,“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这种真正的哲学冲破了封闭体系的“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屹立于世。也就是说,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哲学化实现了统一。上述意义上的哲学不再是充斥着各种晦涩语言的封闭系统,也不再是现实性与超越性相统一基础上形成的静态逻辑架构,而是开放的结构递换与动态的内容更迭。在理解哲学与时代精神关系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握“现实”的内涵。简单来说,“现实”就是“事实+本质”。在黑格尔看来,“现实”的不断展开就是不断展现“本质”的过程,“事实”只是“本质”的“注脚”即否定之否定的理解。相反,马克思把握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事实”,却是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方式这个“本质”的否定。

  综上所述,马克思理解的真正的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从现实出发,达到现实的理解,再到对于事实的分析,得到关于现实的本质的否定,最终落脚到了现实中的主体,从而构成一个逻辑完整的路径。

  祁涛(复旦大学) 关于马克思哲学与时代精神的关系,流行着两种见解。第一种见解认为,马克思哲学可以直接对接当代世界,马克思对于19世纪的所有解释依然能直接回应当代世界,并且要求现实世界的新事物都必须在马克思哲学中得到解释。这种见解的重大缺陷在于,思想与时代之间缺乏作为支撑环节的中介,时代精神只能得到抽象的表达,而无法真实地、具体地与现实世界相统一。第二种见解认为,马克思哲学如果要紧跟时代,唯一办法是把当代世界的新事物填充进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框架中,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完全取决于它能否解释时代的新现象和新特征。这种见解错误的地方,不仅在于把马克思哲学降低为抽象的理论框架,毋宁说,它将马克思哲学的生命力建立在新现象的任意性基础上。它不再聚焦于普遍性,它只回应个别性。一旦马克思哲学丧失了评判新事物的标准,马克思哲学就只能跟在疾风暴雨般的现象更迭之后亦步亦趋。于是,马克思哲学同时代之间的关系的哲学基础便是任意性的了。

  针对以上两种流行见解,我认为只有基于正确的谈论方式介入这一重大主题,马克思哲学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才能打开真理性的维度。这种谈论方式的哲学立场必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在流俗见解的包围中澄清哲学同时代的关系,马克思哲学正是在与同时代思想的自我澄清中得到发展的。因此,我先提出方法论的优先性话题。

  夏莹(清华大学):洪源在努力区分黑格尔和马克思时,似乎把黑格尔界定为对真理的追求,把马克思界定为认识现实。其实,黑格尔仍然是从现成的东西中把握它的本质。所以,如果通过收集大量的自然科学资料,然后再去看本质的东西,那么就会和黑格尔一样,在本质上都是在所谓内部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此一来,所谓马克思的认识现实和黑格尔的追求真理性有什么根本区别?祁涛很惊讶地提出一个矛盾的情况,不知道大家是否能感受到,在他论述中似乎有两个马克思。他一边提出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上来谈,但是又说在我们头脑里有一个旧的不能回应现实问题的马克思哲学体系。那么,你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谁的历史唯物主义?难道不是马克思的吗?历史唯物主义在你这里好像是活的、任意变动的体系。此外,在现实中对很多人产生影响的新的热点问题,你觉得要警惕它,也许你觉得它不具有历史性变革的价值,那么真正产生历史性意义的变革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对新问题我们不予回应、不予反思,那什么才是真正有历史断裂性的值得回应的东西?显然,你的论述中显然有两个马克思,在其中相互纠结。

  冯波(山东大学):洪源认为马克思的最后落脚点是工人,但随之产生的危险性是把马克思“人道主义”化、意识形态化。马克思对工人悲惨境遇的描述只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当下学界致力于马克思思想的“规范向度”研究,也存在同样的危险。祁涛对 “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区分是有问题的,把历史性建立在时间性基础上才会导致相对主义。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相对主义是可以回避的。因为哲学是“在思想中把握时代”,时代本身就是精神外化和回归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精神就是绝对。但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命题颠倒过来之后就变成了“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历史相对主义问题就出现了。因为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时代精神。

  杨淑静(东北师范大学):黑格尔的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和马克思所谓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已经成为学界在理解时代问题上的两个经典论断。但如何厘清两者之间内在的理论差别,这成为我们今天反思时代问题的关键。辩证法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切入点。夏莹老师在译著《费希特、马克思与德国哲学的传统》“后记”中指出,要阐释马克思与德国认识论内在的理论关系,必须借助于辩证法。而如何把握康德认识论革命的实质是关键。无论是黑格尔的理念论,还是马克思的感性论,都建立在康德认识论革命的基础之上。对于马克思而言,康德的认识论革命的实质是建构论,即“我们所能知道的仅仅是我们所建构的事实”。相应地,世界作为属人的世界,其如何构造是马克思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元素形式——商品——不过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属性,通过对它的认识,建构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德国的复活日,是由高卢雄鸡的高鸣宣布的”。阿尔都塞将马克思这一建构主义认识论称之为“改弦易辙的认识论”。如此看来,如果说在关于时代问题的反思中,黑格尔的阐释路向是一种“密涅瓦的猫头鹰”与时代的反思关系,那么,马克思的理论路向是根植于时代的“高卢雄鸡”的直面现实的方式。

  郗戈(中国人民大学):洪源的分析涉及到几个概念:哲学、时代精神、时代或时代性的实践。他试图在几个概念之间进行一种勾连,其关涉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问题。如果说“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精华”是一种提纯式、反思式的,那么它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反思,是黑格尔的后思意义上的反思,还是马克思预见意义上的反思,还是我们提到的介于猫头鹰和雄鸡之间的某种状态?

  祁涛这里确实存在矛盾,我的问题是:哲学怎样去批判地占有实证性的东西,通过内在联系的认识来整合外在的联系?刚才老师们提到相对主义问题,你谈到一定是在历史阶段的差异性的基础上才有时代精神,否则时代精神概念就不可能了,那么,怎样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既把握不同时代精神之间的差异性,又能避免相对的虚无这种不确定的状态?

  毕芙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我认为应该去除讨论中对辩证法的过度运用。我们一直试图说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不同在哪里,纠缠于现实与理论、事实与本质、内容与形式、内在与外在的关系。但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些概念作为辩证法体系中的环节,不可与辩证法体系相割裂,否则就会造成形式主义。阿尔都塞区分过新科学和新哲学,把辩证唯物主义界定为新哲学,而把历史唯物主义界定为新科学,新哲学不能替代新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是经验科学,这是马克思自己说过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能靠辩证唯物主义原则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新哲学,也不能局限于用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讨论。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我们把自己局限于去解释马克思,而不是直面现实问题,那么,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又有什么区别呢?

  杨洪源:夏莹老师抛出的问题是学界一直讨论的热门话题: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事实上,连马克思本人都没有完全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当人们大肆吹捧黑格尔之时,唯独马克思对黑格尔批判得最彻底;但在另一些时候,在人们把黑格尔当作“死狗”般对待时,他却公开承认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这里关涉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关系的具体语境问题。重要的不是得出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的一脉相承或彻底否定之类的结论,而在于揭示马克思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对黑格尔思想不同运用与超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失为理解这两大思想家关系的一种可行方案。

  祁涛: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哲学对待当代世界的态度与实证科学大不相同。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客观世界的运行逻辑,它的哲学基础是实证主义,即用实证方法诊断世界的局部经验。哲学与它不同,哲学不仅要接纳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还需对实证科学本身展开反思性的把握,这种反思是实证科学无法自我理解的。哲学所理解的当代世界不是经验科学所把握的局部,而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现代世界的内部是具有非常多的差异性内容,每一种差异性内容分门别类地对应着一种社会科学。与此同时,哲学又需要将这些差异性的内容提升到原则性的层面,道出它们所具有的一致性方面。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马克思哲学为什么不能建立在新现象的任意性基础之上,因为真正具有原则性的内容,一定击中了时代的本质性维度,才能成为真正的“时代精神”。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真正的新事物是具有历史性的,而真正具有历史性的东西,意味着带给现代世界一个新的原则。现代世界的新原则才是哲学真正值得把握的东西。这也是我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的基本要点。

  姜佑福(上海社会科学院):洪源的发言是以“马克思哲学与时代精神”关系为题的一种解释,他试图澄清这个问题的思想史来源,亦即在谈论“时代精神”时必然涉及到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思想关联。毕芙蓉老师认为我们的思考要去黑格尔化。相反,我认为把这一段思想史的渊源讲清楚是十分必要的。祁涛的发言可以看作第二条进路,亦即以“马克思哲学与时代精神”这个问题为原则或者说为方法的讨论。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不仅是为了弄清楚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这个话题曾经说过什么,更要进一步理解这个话题在当今世界具有怎样具体的内容。这意味着,我们得将马克思哲学与时代精神的思想史内涵转化为我们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而完整把握我们与当今时代以及整个人类生活的关系。这也意味着我们和“马克思哲学与时代精神”这个论题之间不仅是反思性的,更具有一种实体性的关系。这两种进路和两种关系在洪源和祁涛的发言中已经呈现出来了,无论哪一个方面都涉及许多具体问题,接下来的讨论要防止深陷知识性的细节而过于支离破碎。

  臧峰宇(中国人民大学):今天我们讨论哲学和时代的关系,实际上涉及到哲学对现实的关注。如果哲学不关注现实,就不存在哲学和时代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在阐述哲学如何关注现实问题时引入了一个概念,即“尘世的批判”。尘世中的现实既不是现象,也不是现存,而是一种合乎理性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我们对常识的把握。尘世中的现实在哲学视域中有时候会被本质化,这时本质和现实几乎没有太大区别;有时人们对实践的讨论看起来是在说实际的活动,其实这个实践仍是一个理论概念,跟抽象理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在此意义上,常识是需要我们关心的,越是关注时代,就越应该关注常识。马克思对时代错位的批判实际上是基于对现实的一种常识性把握,也就是说他所批判的同时代思想家的观点实际上是反常识的,因为反常识而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常说哲学不是常识且要超越常识,但哲学对常识的超越建立在充分把握常识的基础之上。我们对常识的理解应该进一步丰富经验理性,达到对事实有生命力的自然理解。这种自然理解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很重要,他对人的感性活动的规定,对经验事实的把握,对理性的经验性分析,都涉及到这个问题。这也涉及到感性和理性的关系问题。比如说马克思对工人的同情是感性的,但他确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无疑是理性的,他透过感性的同情达到了对理性的确认,呈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体性结构。

  周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关于马克思哲学如何切中现实和表征时代精神,我认为马克思固然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他运用的是内在性演绎和外在性介入相结合的方式。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个旧世界是资本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资本论》就是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就是对资本的批判。那么,《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内在逻辑的演绎和批判是道义的,还是科学的?王南湜教授提出了“在总体的历史解释学与抽象的精确科学之间”的立场。当我们强调《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以此认为《资本论》是“哲学”而非“经济学”的,这恰恰遮蔽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路径超越。一方面马克思从未考虑过学科区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世界批判,另一方面他发现只有从政治经济学这种外在性介入才能真正完成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性批判。正是基于其改变现存世界之目标,马克思才从对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总体把握的历史解释学转向了抽象把握的政治经济学,亦即转向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证研究,目的便是揭示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从而为改变这一社会形态提供有效指导。也就是说,内在性批判需要一个载体,而马克思找到了政治经济学这一载体。

  田冠浩(吉林大学):杨洪源和祁涛的发言都强调了时代精神的现实性。那么,现实在什么意义上是时代精神?如果把现实理解为时间性的东西,那么时间与精神又存在何种关系?黑格尔哲学将时间与精神概念联系在一起,标志着现代历史意识的成熟。在古希腊哲学中,精神、理念是永恒性的,存在于时间性的感性世界之外,现实和时间都没有精神性。奥古斯丁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类似于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他认为时间是思想(对存在的期望、注意与记忆)的延展,因为意识只能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念念相续中经历时间。时间由此与精神联系在一起。康德、黑格尔对时间与精神关系的认识与奥古斯丁一脉相承。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黑格尔把时间解释成在空间中存在的概念(精神)。这意味着时间一方面是存在(空间)向精神显现的方式,另一方面这种存在的显现方式也是精神通过否定存在自我展开和显现的方式。黑格尔以此揭示了不同于物理时间的人类历史的存在。马克思关于时代精神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黑格尔。这种提法本身就意味着时间、历史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具有由人的本质的实现所划定的刻度。而马克思不满意黑格尔将精神看作绝对性的主导时间的东西,因为这种看法最终会走向一种脱离现实历史的“精神的完成”,从而不再关注改造世界。马克思强调历史时间不仅具有属于人的精神本质的内在维度,还有外在性的客观性的维度,对于理解时间来说,后者同样根本。时间实际上存在于人的本质(精神)与客观世界的永恒对峙之中,这种对峙连通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所有创新和变异的根源,没有变化就无所谓时间。马克思以此建立了一种无限性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承诺了未来的无限可能性,也使把握现实乃至创造历史成为哲学的根本任务。

  高广旭(东南大学):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没有黑格尔,马克思不可能改变世界。”探讨马克思与时代精神的关系需要反思的前提性问题是,能否以及如何基于黑格尔理解马克思?实际上,黑格尔哲学总是构成马克思认识和改变世界的基本框架结构。作为奠定历史唯物主义著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其基本框架正是在黑格尔哲学的意义上展开的,比如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概念。这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始终是在一种矛盾结构中把握事物,马克思是在黑格尔哲学精神的影响下改变世界的。

  白刚(吉林大学):我坚决反对毕芙蓉老师提出的“去黑格尔化”。具体有两点理由:一个是从情感上,一个是从学理上。从情感上,可以说马克思和黑格尔确实是一种“暧昧关系”,那么就不要强行把黑格尔和马克思这种暧昧关系给分开。实际上,王南湜老师主张的对马克思的“近康德阐释”,也并不是说不要黑格尔。你完全可以对马克思进行“近黑格尔阐释”,包括“劳动”、“时代精神”,“历史目的论”、“概念把握时代”等等,所有这些阐释角度都表明马克思哲学阐释离不开也绕不过黑格尔。从学理上讲,黑格尔主张对时代要有一个“概念”来说明,也是通过一个概念把握时代。我强调时代是一个“概念的规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以“哲学”来把握时代。哲学地把握时代就是“概念”地把握时代。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黑格尔不能脱离关系,二者都是必须用概念把握时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一些“新概念”、“新术语”,如“劳动力”、“劳动二重性”和“剩余价值”等,正是在“概念把握时代”这个意义上,他远远超越了古典哲学和古典经济学。因此,从学理的意义上,我们理解时代、把握时代,仍然绕不开和离不开黑格尔。“去黑格尔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杨晓(吉林大学):我谈一下马克思对“时代精神”的辩证态度。青年马克思认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精神”是某时代社会的总体性,蕴含该时代的实体性内容。其后,马克思把哲学指认为异化的活动,进而消解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的独立性时,实际上也指认了“时代精神”的消极性。“时代精神”是超个人的实体性,并非真正的“全体的自由性”,“时代精神”并不属于个人,历史只是个体理性去认同作为“时代精神”的普遍理性的辩证过程。如果把“时代精神”视为“大写的人格”,阶级的个人只具有分裂的人性。“时代精神”作为总体性,是分裂的阶级社会的整全性,它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但它并不能真正克服其下的对抗性关系,仅仅使对立保持在一个虚假的共同体中,现存的对抗必须靠解剖市民社会去认识。

  龙霞(中山大学):今天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如何通过概念框架的自我更新和调整,来面对我们的时代?马克思哲学当中的目的论概念,正是这样一个需要展开话语更新和调整的概念。在传统的理解模式中,马克思哲学的唯物论立场,与起源于古希腊“努斯”传统的目的论观念存在潜在的冲突与对峙。这就形成一个基本看法,即将马克思哲学与目的论的关系问题还原或归属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立场之争,而取消了它自身独立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导致我们对于马克思哲学是否包含目的论存在疑问。但这种专题化探讨是不可回避的,它关涉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三个问题:其一,马克思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中,究竟保留还是否弃了辩证法的目的论内核?其二,如果说共产主义具有目的论性质,那么它究竟是何种性质的目的论?其三,马克思哲学与目的论的关系是什么?我认为马克思哲学的确包含一种目的论,但这种目的论既不是黑格尔式的,也不是康德式的,而是一种蕴含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之中的新的目的论形态。把这种新的目的论形态合理地阐释出来,正是今天的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个必要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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